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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6章 熟悉的陌生人 (第5/18页)
文化多元的时代,知识爆炸总是在人们心中过多累积和叠加文本,在人们情感和思想的面前设置出过于混乱和歧异的路标,让人有点无所适从。于是,我们常看到这种情况:昨天还是坚定的国粹派,今天就变成了激烈的西化派;今天是振振有词的经验主义者,明天可能成了口若悬河的理想主义者。这种变化,可能是对现实演变的及时回应或者智力发育过程中的合理更新,但事情在很多情况下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复杂。有时候一个知识者赞成什么,仅仅取决于他能够说上些什么,取决于他碰巧读了个什么学位或者近来偶尔读到一本什么书。如同他哼哼哟哟地生出什么病,取决于街头出售什么药片。他们不是什么现代派,只是“读书现代派”;他们不是新儒家,只是“信息新儒家”。他们是一些现买现卖的知识贩子,因此很难保证他们不在另一种时兴药片的吸引之下,很快折腾出另一副病容。 还有地位以及各种利益区位的“移民”。人非圣人,只要活着便有利欲不绝,故社会存在制约社会意识,人在利益分配格局里的偶然定位,常常成为情感和思想的重要牵引。一个人在单位受宠,可能会当秩序党;到社会上受压,则可能参加造反派,“文革”中诸多“内保外造”或“内造外保”的现象就是这样产生的。供职于电厂的人可能盼望电力涨价,供职于铁路行业的人可能对高电价愤愤不已,这也是生活中的寻常。屁股指挥脑袋,什么藤上结什么瓜,什么阶级说什么话,虽然这种描述曾被机械运用,虽然这种逻辑在阶级之外也适用于行业、民族、性别等其他领域,然而作为或然性社会规律之一,其合理内核大概不应被我们盲视。当法国学者m·福柯在话语和权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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