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2章 从文言文到白话文 (第4/4页)

义”，你不好缩写成“资义”和“社义”吧？碰上“二氧化碳”和“社会达尔文主义”，碰上“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伊里奇”，你怎么缩写？能把它写进五言诗或者七言诗吗？想想当年，鲁迅留学日本，胡适留学美国。这些海归派带回来很多洋学问，肯定觉得文言文不方便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，语言文字的改革势在必行。

    第二，文言文也不大利于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。白话文并不是现代才有的。宋代大量的“话本”，就是白话进入书面形式的开始，与当时市民文化的空前活跃有密切关系。活字印刷所带来的印刷成本大大降低，也可能发挥了作用。那么在宋代以前，白话作为一种人民大众的口语，同样可能存在，只是不一定被书写和记录。我们现在看一些古典戏曲，知道戏台上的老爷，太太、小姐、相公，讲话就是用文言，而一些下人，包括丫环，农夫，士卒，盗贼，都是说白话。这很可能是古代中国语言生态的真实图景，就是说：白话是一种下等人的日常语言。到了晚清以后，中国处在巨大社会变革的关头，阶级结构必须改变。新的阶级要出现，老的阶级要退出舞台。像袁世凯、孙中山、毛泽东这种没有科举功名的人物，不会写八股文的人物，要成为社会领袖，岂能容忍文言文的霸权？在这个时候，一种下等人的语言要登上大雅之堂，多数人的口语要挑战少数人的文字，当然也在所难免。

    所以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“五四”前后出现的白话文运动，一方面是外来语运动，另一方面是民间语运动。外来语与民间语，构成了那一场革命的两大动力，标注了白话文革命的大体方位。